沈从文：我所见到的司徒乔先生

　　我初次见司徒乔先生，是在半个世纪以前。记得约在一九二三年，我刚到北京的第二年，带着我的那份乡下人模样和一份求知的欲望，和燕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开始了交往。最熟的是董景天，可说是最早欣赏我的好友之一人。常见的还有张采真、焦菊隐、顾千里、刘潜初、韦丛芜、刘廷蔚等等。

　　当时的燕京大学校址在盔甲厂。一次，在董景天的宿舍里我见到了司徒乔。他穿件蓝卡机布旧风衣，随随便便的，衣襟上留着些油画色彩染上的斑斑点点，样子和塞拉西皇帝有些相通处。这种素朴与当时燕京的环境可不大协调，因为洋大学生是多半穿着洋服的。若习文学，有的还经常把一只手插在大衣襟缝中作成拜伦诗人神气。还有更可笑处，就是只预备写诗，已印好了加有边款times;times;诗稿信笺的这种诗人。我被邀请到他的宿舍去看画。房中墙上，桌上，这里，那里，到处是画，是他的素描速写。我没受过西洋画训练，不敢妄加评论。静物写生，我没有兴趣，却十分注意他的人物速写。那些实实在在、平凡、普通、底层百姓的形象，与我记忆中活跃着的家乡人民有些相象又有些不同，但我感到亲切，感到特别大的兴趣，因为他所画的正是我想写的旧社会中所谓极平常的下等人。第一次见面，司徒乔给我的印象就极好。我喜欢他为人素朴，我还喜欢他墙上桌上的那些画。

　　不久，一九二四年大革命爆发，燕京中熟人不少参加革命去了武汉、广州。我却仍在北京过那种不易生活的职业作家的生活。他们来信邀我去武汉，我当时工作刚刚打下基础，以为去上海或许更合适一些。到一九二八、二九年间，因国共破裂，武汉局势动荡极大，不少熟人没有在这种白色大恐怖中牺牲的，多陆续来到上海聚合了。在重聚的人中，除董景天、张采真等，还有司徒乔。这位年青的画家，仍然是那个素朴的样子，他为我们带回了不少作品。对他的人和画，一九二八年我在《司徒乔君吃的亏》一文中曾写道：此时的中国，各样的艺术，莫不是充满了权势，虚伪，投机取巧的种种成分，哪里容得下所谓诚实？;;在一种无望无助中，他把每一个日子都耗费到为长于应世的高明人所不为的实际努力下了。没有颜料则用油去剥洗锡管中剩余红绿，没有画布则想法子用所有可当的衣物去换取，仍然作成了许多很好的作品，这傻处是我想介绍给大家知道的。我们若相信一个好的时代会快来，要这时代迈开脚步走近我们，在艺术上就似乎还需要许多这样傻子，才配合得上时代需要！

　　一种了解，一种认识，从了解与认识中产生出一点儿真实同情，从了解与认识中得到一点儿愉快，这在他，是已算很满意了！

　　因为那时的上海艺术家，多流行长头发、黑西服、大红领结，以效仿法国派头为时髦乐事。艺术家还必须得善交际，会活动，才吃得开。司徒乔的素朴与这种流行风尚不免格格不入。我却推崇他的实践态度，以为难得可贵。在我看来，文学与绘画是同样需要这种素朴诚实，不装模作样，不自外于普通人的生活，才能取得应有进展的。我对司徒乔已不仅是喜欢，而是十分钦佩了。

　　一九三三年我从青岛大学到北京工作，又有机会见到了司徒乔先生。当时他住在什刹海冰窖胡同，已经结婚。经过社会的大动荡，重又相见，彼此感觉格外亲热。谈话间自然要欣赏他的新作。生活虽从无安定，他的画却已愈见成熟。不久他就主动提出要为我画张像，留()个纪念，约好在北海仿膳一个角落作画。到时他果然带了画具赴约，一连三个半天，他极认真地为我画了张二尺来高半身肖像。是粉彩画。朋友们都说画得好，不仅画得极象，且十分传神。他自己也相当满意，且说，此生为泰戈尔画过像，为周氏兄弟画过像，都感到满意，此像为第四回满意之作。他的热情令我感动，这幅肖像成为一件纪念品，好好保存在我的身边。

　　芦沟桥事变后，清华、北大、南开组成西南联大，在昆明集中。司徒乔先生为我画的肖像随同我到了昆明，整整八年，抗战胜利后，我随北大迁回北京，仍旧带着这幅十分珍贵的画像。听说司徒乔先生也回到了北京，在西郊卧佛寺附近买了所小小的画室。我和家中人去拜访他，见到了相隔十多年的老友和他这段时期的许多作品。给我印象最深处，是他还始终保持着原来的素朴、勤恳的工作态度。他不声不响的，十分严肃的把自己当成人民中的一员去接近群众，去描绘现实生活中被压迫的底层人物，代他们向那个旧社会提出无言的控诉。他依旧保留着他的诚实和素朴。这诚实，这素朴，却是多年来一直为我所钦佩和赞赏的。而在同时艺术家中，却近于希有少见的品质。

　　司徒乔先生经历了无数挫折，到了可以好好为他热爱的祖国人民作画的新社会，却过早地被病魔夺去了生命。他为我画的肖像，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失去了！永远不会失去的，将是许多崇敬喜爱他的人对他的记忆！他的工作态度既曾经影响到我的工作，也还必将为更多的人所学习。他在世时从没有过什么得意处，也没有赫赫显要的名声，但他虽死犹生。他给我的最初印象至今还不曾淡漠，永远不会淡漠的！

　　一九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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