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过年了，“候鸟”就要回来了。孩子们都乐坏了，谁谁谁回来了，谁谁谁跟着父母上县城玩去了……孩子们的消息总是最灵通的。随着一个个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盼望自己的父母回来的心情便一日重似一日，终于，他们的父母在这千呼万唤中回来了，在路口，他们扑到父母的怀里，父母疲惫的脸上有了灿烂的笑容。
爷爷奶奶也活络起来了。儿女回到家的第一顿饭，永远是一大桌美味佳肴整整齐齐排好了队伍，碗筷也浩浩荡荡地摆在面前。老人好像要把一年半载的父母疼、父母爱，在此时煎浓熬浓；好像要把对儿女的一生情、一世意，在这顿饭里注完倾尽。老人忙前跑后，孩子们欢天喜地，就算不小酌几杯，光是亲情的酝酿发酵，就足以让人迷醉了。
他们也可以毫无保留地挥洒他们的父爱母爱了，他们会给孩子们发一些果子和学习用品，会给他们讲城里的趣事；孩子们又可以在父亲怀里撒娇，也可以在母亲面前发嗲了，家里的笑声也多了起来。家里有了主心骨，老人便放下压在肩头的重担，心思也轻松起来。一家人沉浸在温暖里欢喜，在欢喜中感受家庭的温馨。
年一过完，他们顶着一脑袋浓稠的儿女情长，家长里短，又要像候鸟一般迁徙进城市了。老人们生怕他们在车上、在路上，饿了、渴了，什么土的、洋的，什么红薯片、煮鸡蛋，提前用塑料袋装好，尽管外面什么都有，但这些还是要准备的。只有这样，老人们才放心。
灯亮了，村庄从黑棉袄里挣脱了身。这灯光，照见了他们在屋里拾掇了半天的行囊。这灯光，也照清了老人额头上日渐浓密的皱纹。天刚麻麻亮，老人就烧水给他们洗脸、洗手。当老人把一碗饱含童年记忆的面条递给她时，她终于忍不住了，热泪从她的眼眶中滚出，嘴也痉挛着，每吃一筷子面条她就滚出一串泪珠；他困难地吞咽着，香葱在他口腔里咯吱咯吱响，面条把他的腮帮子撑得很高很圆，一滴滴香葱般大的泪，咽进了他的喉咙。
临出门。他说，妈，辗了一桶米，榨了一缸子油，够你们吃半年了；她说，爹，注意身体，降压药要记得吃，水田让掉几亩，不要太累了。然后，他们便亲他们的孩子，告诉他们要听爷爷奶奶的话，要好好学习。孩子们，点点头，又摇摇头，一万个不愿意父母的远行。
随后，他们带着行李，带着对亲人的思念，带着依依不舍的伤感，踏上了返城之路。每一次的走与回，回了又走，踏上脚下这片土地，停留的时间虽然短暂，但每次都让他们备受煎熬，在挥手告别中渗透着不舍。他们一回头，看着站在风中的父亲，看着背过身去的母亲，看着哭泣的孩子，一股强烈的情感陡然把她淹没了，她双手捂住眼睛，泪水从她的指缝里流下来；他感到脑袋像被抽空了一样，热辣辣的泪水流进了嘴里……
父母走了。孩子们问爷爷：“为什么父母要去那么远呢？”爷爷说：“没办法的。要赚钱啊，要生活啊，慢慢等吧，父母赚了钱会买回来各种礼物给你们的。”听到这些，孩子们心里就像戳刀子一样，眼泪又哗哗地流。
年轻人像候鸟般迁徙进了城市，城市的大手，又一次把村庄掏空，家里留下一双年迈的老人，和整夜与灯光为伴的孩子。他们走后，爷爷闷了很多，时常一个人坐在门槛上托腮静静地凝望远方的天空，他的脸几乎像用紫檀木雕刻而成，又刷上三遍防腐防潮的桐油。夜晚的灯光下，奶奶坐在火炉边沉思，孩子们偶尔醒来，总能听到奶奶沉沉地叹息声。
渐渐的，鞭炮声隐匿进墙角，听不见了。叫喊声破碎在乡间小道上，听不见了。锣鼓声消亡在田野，听不见了。那些往事、回忆，和半截烟头一起，被抛在地上，碾灭了。村庄被死亡的气息所笼罩，毫无生机可言。或许并不是村庄再一次陷入冷寂和衰败，而是村庄回归到了常态。留下的为数不多的老人，像房屋的檩子，吃力地支撑着。
跪倒在祖先牌位前面的儿孙们，被破旧的乡村班车载去了遥远的城市。城市，才是他们的居所。他们把几乎所有的时间安置在城中村和车流里，为了在城里安身立命而忙碌着，忙得眼窝深陷，白骨耸立。而乡村，则成了一个暂时的借居之地，他们回来，待上十天、八天，最多半个月。还没帮父亲把油菜栽完，还没帮母亲把瓜架搭实，还有很多的亲朋好友没来不及探望，枕头都没睡出窝，他们又匆匆离开乡村，离开亲人和朋友，去了城市。
身在城里的他们，每晚所做的梦几乎都是在乡村里，他们时常在梦里看到父母亲躬着身躯，非常艰难地与命运抗争。他们的潜在意识总是深陷于那些陈旧、荒凉、偏僻，却又宽厚、淳朴、善良的记忆里。甚至那些鸡鸣狗吠、虫草相间，都会不知不觉地进入他们的梦里，让他们牵肠挂肚，让他们暗自流泪，期待早日飞回故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