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编制困住的县城年轻人，白领被格子间困住，外卖骑手被系统困住，工人被流水线困住⋯⋯

　　那些毕业后回县城工作的年轻人，大多被“编制”困住。

　　在那里，“编制”成了一个复杂的符号，它象征的不再仅是一份工作，还有父母终其半生的希望、社会地位和阶层跃迁的假象以及未来可能美好的生活。但有些时候，对身在其中的年轻人来说，它更像是一个鸟笼，牢牢地将他们困在其中，从身体到精神，从开始到结束。

　　尽管他们中很多人知晓自己被困的现实，但就像是笼中鸟一样，对飞出去后的人生，充满恐慌。

　　“考”上的才叫工作

　　许佳觉得累，从毕业后开始考工作到现在工作都是。

　　2019年10月，她终于考上了带“编制”的工作。于她而言，“终于”二字是必须加上的。因为这是她第八次考工作，但却是第一次成功。

　　许佳现在在云南一个边境小县城体制内工作，谈不上理想和喜欢，但这份工作是父母期望和被周围人认可的。为此，许佳付出了两年多时间。

　　回想这段经历，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她辗转过很多个难眠的夜晚，经历过无数个否定、怀疑自己的瞬间。不过似乎很多事情有了结果后，过程的艰难时刻就没那么清晰了。

　　在许佳最初关于大学毕业后的规划中，回家考“编制”是很靠后的选择，排在最前的是继续求学。但到了大三要开始选择人生下一阶段的路径时，父母的意见涌来了，“家里说我年纪太大了，先考工作吧”。许佳的父母一辈子做小生意，自觉那种生活又累又没保障，所以最希望女儿能有个稳定有保障的工作。

　　许佳高三复读了一年，这事她很少对人提起，“年纪大”这一点的确戳中了她，她也开始觉得如果再读三年书，一切可能都太晚了。而且当时家里经济状况有些拮据，妹妹又即将读大学，需要钱。考虑到这些，许佳顺应了父母的希望。

　　想好后，许佳一心扑到了考“编制”上。大三一结束，她就回家报了“国考”辅导班。学费很贵，但父母和她都咬牙交上了。本来她大四第一学期仍是有课的，但为了考工作，她请了长假。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她进了考场。

　　“多少分不记得了，反正是没考上。”许佳告诉我，国考失利后，她很快投入了下一场考试，但依旧失败了，这次败在了面试。

　　接下来她碰到了一个觉得是为自己定制的机会，当地很多年不招她那个专业的烟草集团今年突然有指标了。列出的职位要求，完全符合她的条件。当时，考进烟草集团成了许佳最迫切的愿望和目标，因为那是出了名的好单位。

　　笔试后，她顺利进面，面试又失败了。出结果后，许佳查了自己的总评成绩，离录用她只差了0.04分。在她有限的经历中，从未听说过这种小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分差。

　　许佳觉得当初所有的希望，都变成了压力的巨石，一块块砸在了身上。“我在床上躺了快一个星期都没有振作回来。”她说，她对自己彻底失去了信心。“我已经这么努力啦，从来没有这么努力过，都没有成功，那我后面是不是都不会再成功了?”她问自己。

　　但她没有停止考试。在深度怀疑自己和“萎靡”的状态下，许佳还是参加了当年的省考和之后的事业单位考试。

　　悉数落榜。

　　求职的第一年就这样过去了。应届生，这个多少带点优势的身份也失去了。

　　在一次次的落榜后，父母总是几天吃不下饭。尽管没有直接的责怪，但总会喃喃地重复“怎么每次都差一点点。到底哪里出问题了?”许佳说，最难过的时候她能感受到父母的失望和无奈。

　　之后，许佳去妈妈做生意的城市缓了两个月。感到状态好转后，她又报了辅导班开始准备第二次“国考”。一切又重新开始。那段日子，许佳的一天，除了短暂的吃饭和睡觉时间外，全被上培训课、刷真题、背知识点填满。

　　街上随处可见的考公培训广告

　　但许佳依然败考了，之后的省考也是，仍然差了一点。到这一步，父母已经有了“认命”的表现，开始跟她提接班的想法。她也去母亲做小生意的地方“见习”了一个月。

　　但许佳是幸运的，她之后接到了国考补录的通知。最后，离家3小时车程的一个边境县城政府单位录用了她。

　　回想过去的两年，“把它(编制)当成安身立命的基础”是支撑她坚持下来的动力，许佳说。

　　在琐碎中失去自我

　　“考”上工作的喜悦，没在许佳的生活中持续太久。没有周末、纪律森严、无意义的工作琐事，使她感觉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她没有想过诸如“存在”的意义这样深刻的哲学命题，但她觉得工作后“存在”的意义似乎只是为了上班。那个被人们频繁提及的“自我”好像丢失了。

　　这样想的不止许佳。阿Q也觉得挤破头进入体制内后，那个之前她玩乐队时被高高举起过的“自我”也不见了。她特意嘱咐我将她称作“阿Q”，因为她觉得自己现在就是自欺欺人，“陶醉在自己的世界，试图自救”。

　　阿Q自己也没想到，在学校里玩摇滚乐队的她，毕业后会跟大家一起挤着进到体制内。

　　阿Q目前在西南一个县级市的中学当老师，跟许佳一样，这份工作也是她奋力“考”来的。只是她没有经历七八次的“历练”。“去上海做音乐、在商场打拼”是她曾设想并想要过的生活。音乐是出于热爱，在商场打拼是因为她家是生意世家，几代人都是做饰品买卖的。

　　但父母不愿意，他们只觉得进入体制是一个女孩子最好的归宿。“不想听唠叨”，阿Q选择放弃理想生活的理由只有五个字，但她对工作现状的吐槽字数是这个理由的十倍。

　　阿Q不讨厌教师的工作。但是，“我真正能放在教书备课的时间精力不超百分之十”，阿Q说，她的时间大多花在了“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她按照平日需要操心的事情，把自己的身份称为是“保姆、爹妈、宿管和填表员”。因为除了教师外，她还是高一的班主任。

　　她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处理学生宿舍宿管反映上来的诸多琐事。比如，衣服没有按长短先后的顺序整齐晾挂、鞋子没有按拖鞋在右边和鞋子从高到低的顺序摆放、被子叠得不整齐且没有露出八个面等。

　　此外，教室卫生每日三检，检查门框、窗户框和黑板缝。教室和宿舍垃圾桶内不能有垃圾。学生不合格，班主任考核扣分。扣分意味着扣工资。

　　阿Q是个直爽的人，表达情绪时很直接，不高兴就会说出来，有时带脏字。但工作后，她觉得她失去了这种自由。不满和负面情绪得藏着，开心跟和气得装着。她有次在朋友圈吐槽过连续开会的事情，文字中用了一些看似骂人但实际戏谑的网络吐槽梗。然后她迎来了通报批评，因为有同事打了小报告，说她那些话映射校领导。

　　因为玩音乐，阿Q之前有自己的圈子。但现在因为工作，阿Q经常放他们的鸽子，她几乎被踢出“群聊”。阿Q说，以前玩摇滚是为了追求本我的自由，“但是现在很难吧，更何况在体制内”。

　　叶雨也有着跟阿Q同样的自我丢失感。她在重庆一个县城做公务员，她原以为小县城生活压力小，生活会稳定且舒适。然而，回想工作这两年，一点一点累积的压力像一座山压在心头，她渐渐明白，“生活从来都是一地鸡毛，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叶雨回家工作，也是不得已的选择。大四第一学期，父亲意外离世，彻底打乱了叶雨全部的人生规划。她收起想去大城市打拼的心，一心回家顶上父亲的位置。

　　图片来自电影《江湖儿女》

　　叶雨不是个会主动讨好的人，但刚毕业的她对工作充满热情，“虽然不太会说话，但想努力工作，给领导留个好印象”。可叶雨这种温和的性格和认真的工作态度，给她带来的不是什么另眼相看，而是越来越多的工作。“单位所有的材料都推给我写，加班成为家常便饭，堆积如山的文件，密密麻麻的工作便签，没完没了的工作应酬，回家的时间从8点9点，慢慢变成11点12点。”叶雨说。

　　而家人和朋友认为，工作多是领导器重人的一种方式。所以，她得到来自家人和朋友最多的宽慰是“年轻人就要多干一点”。有次她们连加了半个月的班赶一份试点方案，但看似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只有她们两三个年轻人在做。最后，做到凌晨4点发过去的终稿在第二天睡醒时被打了回来，那一刻，叶雨没忍住，崩溃了。

　　那段时间，母亲还没有从镇里搬来县城。叶雨一个人住在他们一家人咬牙买下的二手房里，完全没有家的感觉。每次加完班回家已是深夜，迎接一身疲惫的是一屋子的冷清。“回到家孤零零的一个人，工作上的烦恼没人诉说，很多时候只能捂着被子哭。就是这样，我对未来的美好期待，一点点被磨光。”叶雨说。

　　积蓄、婚姻和未来

　　在很多一线城市的故事里，小县城是逃离北上广的人的退路，因为那里消费低、生活节奏慢还能存下钱。

　　但叶雨并不这么认为。

　　“工作两年来，我并没有什么积蓄。”叶雨说，到手4000多元的工资，一月下来根本存不下多少。我们印象中，县城是物价低廉的象征，但叶雨所在的县城，一份外卖平均20元，其中配送费5元。这已经跟一些大城市没有太大的区别。跟朋友同事聚餐，每次也多是六七十元。而且叶雨家所在的县城，宵夜氛围浓厚，凌晨一两点的大排档仍然是人头攒动。一顿宵夜下来一般不少于200元，这种邀约一周不少于三四次，一次两次可以拒绝，多了也难为情。

　　贾樟柯电影里的小镇街景

　　但最让她们难以接受的是当地的房价。叶雨自己也不知道，一个十八线的县城，房价凭什么能涨到均价8000元的地步。看着年年上涨的房价和基本不涨的工资，叶雨觉得对这个虽然居住但并不太熟悉的县城，又少了一份归属感。

　　阿Q也觉得自己所在的县级市房价太高。她每个月到手工资3000多元，但房价也已到了8000元的均价。叶雨说自己每个月最多存下1000多元，但阿Q有时还处于负债状态。她爱“玩”，看音乐演出、喝酒、旅行、买买买是她放松的方式。或许别人觉得这是乱花钱，但阿Q认为这是她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这让她开心。

　　以前她靠自己做点微商生意，但成为教师后，“没时间”已经宣告了以前那种生活方式的“死刑”。而这似乎又在问她那个被很多人问过的问题—“为什么要选择进入体制内呢?”无法回答。

　　离家近，催婚也催得紧。这不止来自父母，还有身边几乎所有的人。叶雨把这描述为：“在小县城，处处充满了对单身女孩子的恶意。”

　　刚工作，就有同事竞相给叶雨介绍对象，并反复给她“洗脑”女孩的黄金年龄是25岁，过了这个年纪就不好找了。“尤其在体制内，优秀的单身女孩越来越多，优秀的男生却是越来越少。”她单位有个28岁的同事工作了5年还没有谈恋爱，每天都为感情焦虑，担心自己结不了婚。

　　马永清虽然跟女朋友谈了很久的恋爱，但他也像叶雨的同事一样担心结不了婚。他毕业后考进了家乡县级市的一所医院做行政工作，算是实现了家人和自己的愿望。但持续了好几年且一心想走向婚姻的恋情因为工作出现了变故。马永清女朋友与他同乡同校，但毕业后没有像马永清一样顺利考上有编制的工作，问题就出在这里。因为这个，马永清家里开始觉得这份感情不匹配了。

　　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里，到了马永清这个年纪，早已有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家人希望他赶紧再开始新的感情并尽快结婚。他也有些摇摆，也在意对方是否有个稳定的工作。他无法确定女朋友何时能考上工作或能不能考上工作，也无法确定他自己是否还等得起。现在，这份感情让他有些痛苦。

　　在县城，有编制的工作的确是最好的“归宿”。这一点，许佳、阿Q和叶雨她们也承认。但生活本身就像是座围城，别人在羡慕自己进入体制内的时候，自己却又想象着城外的生活。而这也让许佳她们对未来既爱又惧。爱“所有人”公认的体制内工作能带来的几十年后的安稳和舒适，又惧这份工作当下的琐碎和压抑。

　　人们公认体制内的工作能带来安稳和舒适

　　许佳没有想太多以后的种种，只想做好当下分内的事情。阿Q依然怀念以往的自由生活，但她知道现在的自己不可能说走就走。她现在是高一的班主任，不管以后打算去哪里，“最起码也要把这一届带出去”。马永清觉得现在的生活像一团乱麻，没有力气想未来。就算感情的问题解决，紧接着的就是最让人恐惧的买房问题。这两者相比，他更愿意慢点解开感情的乱麻，就像是鸵鸟把头埋到沙子里。

　　叶雨有过离开的想法，但也只是离开工作单位而非体制。

　　“有时候走在路上，看着灰暗的天空，愤怒，焦虑，忧郁，沮丧，颓废，种种情绪不可避免，我经常会想，离开这里会不会好过一点?今年9月，我试着考了一下市里的遴选考试，没有进面。明年，我还想试试，想看看离开这里，我的选择会更多吗?我的空间会更大吗?我的呼吸会更自由畅快吗?”叶雨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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