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顾炎武的评价
1、对顾炎武的认识
(1)、 批评陆王心学，顾炎武倾向程朱理学，依靠程朱理学。但程朱理学也非纯道。顾炎武的目标是辨明源流，“知其异同离合之指”，以求恢复“六经”的本来面目。用孔子的六经而非后儒的六经作为经世致用的思想武器。如他讲的“变鲁而至于道者，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变齐变鲁者，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变齐变鲁》，《录》卷七)顾炎武的理想自然是“变鲁而至于道”了。但这并不是一下子能完成，需要经过“变齐变鲁”的过程。正因为如此，他没彻底否定程朱，而是给予他们以一定的历史地位。
(2)、·刘少奇《共产d员修养》：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名言“要求共产d员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3)、抱着实证的宗旨做学问，顾炎武一生著述堪称宏富，可谓是真正的百科全书式学者。经学、史学、地理学、音韵学、金石学、文学等学问他无不涉猎，且著有专书。仅在《日知录》里，他所涉及的主题就包括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名义、古事真伪、史法、注书、杂事、军事及外国事、天象数术、地理、考证。在顾炎武的影响下，这些领域，以后都成了独立的学科。
(4)、·开国元勋范文程有“名世之才，致位将相；正色立朝，极意遵主庇民；厉官过化，靡不绘像立祠。固有泰山北斗星凤皇之诏，第一流人物支撑；济世忠直、有功名教，因与天下之名山大川，前代圣帝明王并登祀典”。
(5)、内容简介：明末清初三大儒的哲学思想各有特色。王夫之是在繁复当中体现理性反思的深刻，黄宗羲是在丰硕当中体现人性关爱的深情，顾炎武是在简洁当中体现智性豁达的深切。王夫之、黄宗羲都写过大量的哲学作品，在哲学中见思想；顾炎武没有写过专门的哲学作品，而是面向广阔的大地，在思想中见哲学。王夫之、黄宗羲的哲学思想打上了宋明理学的烙印，顾炎武的哲学思想呈现了先秦儒学的本色。
(6)、顾炎武虽然不仕清朝，但是清朝官方却非常认可顾炎武。清朝初期的学者，基本是认同顾炎武是当时最杰出的学者。乾隆时期的《四库提要总目》对顾炎武的评价是“博极群书，精於考证，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清朝对学术还是比较宽容的。
(7)、·周易赞扬范仲淹：“窃惟士君子，立身于天地间；其建功树业，当垂无疆之休。公之精神，感召流行于宇宙者不朽。”
(8)、梁启超说：“我生平最敬慕亭林(顾炎武)先生为人，想用一篇短传传写他的面影，自愧才力薄弱，写不出来。但我深信他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说他是“经师”，是说他关于经书的学问好；说他是“人师”，是说他的人品足为世范。
(9)、内容简介：作为杰出的思想家、经学家、史地学家和音韵学家，顾炎武的学说、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影响。他的学说“成为晚清革命派学者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学说的重要思想资源，成为推动中国社会改革和进步的精神动力”。“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意识更是备受社会各界推崇。他的许多学说、思想大大超越了其所处的时代，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值得后人不断弘扬和传承。
(10)、·方鹏赞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奚先生之有也。”
(11)、顾炎武在关中有三位挚友：华阴王宏撰、富平李因笃、盩厔李颙。顾炎武以他们为“秦人”的代表，认为“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这是其所以愿意终老于关中最重要的原因。
(12)、后来海瑞经过慎重的思考，最终决定向嘉靖皇帝递上奏疏。海瑞在奏疏上写到，嘉靖皇帝就是一个虚荣、残忍、多疑和愚蠢的君主，官吏贪污、役重税多、盗贼滋织，这些都应该皇帝负责。但是你每天都在享乐、研究长生不老，你应该反思自己，将自己的心思放在国家治理上。
(13)、这是章太炎的一个经典形象，像名士，像斗士，当然也像疯子。
(14)、秦燕春在《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一书中简单列举过清末出版的顾炎武著作，比如，点石斋的石印本《日知录集释》，扫叶山房的刻本《圣安纪事》，味静斋的《顾亭林先生诗笺》，校经山房的《圣安纪事》，图书集成局的铅印本《天下郡国利病书》。其中，《天下郡国利病书》在道咸以降，特别是光绪年间，出版较为集中。晚清上海发生的印刷革命为之提供了条件。1880年代开始，西方传入的石印技术取代传统的雕版印刷，开启了近代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时代。石印业相对于雕版印刷，有许多优势。雕版书字不能太小，而字大，书就贵，照相石印可以把字缩得很小，书价就便宜，读书人买得起。石印制版容易：“大抵刻版粗笨，成书不易，而刻工嘉者殊鲜。坊间刻本字迹类多模糊，且一书之版多至叠床架屋。读者、藏版者往往苦之。然有(石)版则可随时刷印，不计多寡，非其利欤？活版则排印甚速，字迹清明，价值又廉，流传甚广。”而且，更重要的，石印非常高效，“印速甚快”、“制作甚奇”，比如文明书局，机器全部开足运营，每日能印书20余万页。
(15)、对前者而言，因为顾炎武过度推崇古代经书的真理性，认为它们是不证自明的真理，这就限制了科学求真精神的发展。因为，即便是先秦儒家，也不重视科学思维，也没有科学思维，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以道德为中心的人文主义。这种人文主义主要关注的是人在现实社会中生活如何幸福、和谐的问题，而不是宇宙万物运行规律，因此是无法激发科学思维的，过度强调这种人文主义，反倒会抑制科学思维的发展。
(16)、·《东都事略》卷五十九载：“仲淹之语，忧乐信所未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虽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
(17)、这明显是逆了时代潮流，但章太炎不在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自称“中华民国遗民”，始终采取不合作态度。
(18)、但章太炎并不买账，1913年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他立马翻脸，开始集中火力反对袁世凯。
(19)、迷之雍正 | 卖身少女 | 战狼 | 金砂红
(20)、皇祐四年五月二十日(公元1052年6月20日)，这位杰出的政治家在移守颖州的途中病逝于徐州。十二月葬于河南洛阳伊川万安山南麓，追赠兵部尚书、楚国公、魏国公。
2、对顾炎武的评价语
(1)、顾炎武当年经商积累了一笔财富，到了山东以后，以抵押借贷形式放款“千金”于谢长吉。谢氏原本想用这笔贷款大赚一笔，却不料“千金被坑”。这样一来，他先前作为抵押的千亩庄田便归顾炎武所有了。这本是理所当然，但谢氏却是个愿赌不服输的人，老是盘算怎样才能使那庄田回到自己手中，于是阴谋设局，致使顾炎武陷入了“黄培诗案”。
(2)、·袁洪愈赞扬范仲淹：“自古杰士名流岂少哉？…惟公一人，礼仪之宗盟，道学之师范邪！”
(3)、晚年的章太炎，酒量很大，学生弟子众多，鲁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等人都是。每次一喝高，就要说说他的那些门生故友。
(4)、(根据8月14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光明日报客户端刊载内容，综合山东省图书馆发布信息整理)
(5)、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
(6)、 顾炎武对朱熹的《周易本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周易本义》遭到后儒的支裂而不完整，甚为惋惜：“惜乎朱子定正之书，竟不得见于世，岂非此经之不幸也失！”“复程朱之书以存《易》，备《三传》啖、赵诸家说以存《春秋》必有待于后之兴文教者。”(《朱子周易本义》，《录》卷一)但仔细分析顾炎武关于《易》的思想，可以看出他并不完全赞同朱熹的观点。朱熹在《周易本义》中用了北宋刘牧、邵雍所谓的象数之说，并列有九图。《日知录》卷一《朱子周易本义》对此一字未提，但在另外一些条目中，对图象还进行了猛烈的批评：“希夷之图，康节之书，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学兴，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举窜迹于其中以为《易》。而其《易》为方术之书，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去之远矣。”(《孔子论易》，《录》卷一)杨简在批注道：“此论与朱子异。”显然，杨简在也看出了顾炎武的批评，把朱熹也包括在内。
(7)、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之中写到，海瑞官至二品，死的时候仅仅留下白银二十两，甚至不够殓葬之资。这不禁让人遐想，中国古代官员都这么贫穷么？
(8)、·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常写常新的主题。拥有家国情怀的作品，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位卑未敢忘忧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等等，都以全部热情为祖国放歌抒怀”。
(9)、顾炎武尤重县令之权。他认为，应将七品知县改为五品县令，县令于其县政应有专断之权。比如文书、马政、矿务、军饷等事项的处置，县令不必事事向上面请示汇报，自己决断即可。县令的副手为县丞，由吏部选授，县丞以下职务，由县令自主，报备于吏部即可。每个县每年推举一个贤能之士，参加吏部考试，上者为郎，郎之优异者可以候补县令，一般的可以为县丞，更一般的可以充县衙一般职务。县令从试用开始，不断接受政绩考核：起初仅为“试令”，略似今日所说的代理县长；三年称职，正式为县令；又三年称职，封为“父母”；又三年称职，玺书劳问；又三年称职，进阶加薪，并可任职终身。县令若因事、因病不能视事，可推荐儿子、兄弟或旁人代行其职，代行职务者为“试令”。县令得罪县民则受罚，不称职则流放，贪腐则诛之。废督抚司道之官，任巡方御史监察全国县政，御史一年一换。数县设一郡，郡太守三年一换。也就是说，县令虽有极大自主权，但不是完全不受监督。
(10)、章太炎六岁时写的一首杂诗至今仍保存在纪念馆中。
(11)、顾炎武曾自述其为学经历曰：“自少为帖括之学者二十年，已而学为诗古文，以其间纂记故事，年至斐然欲有所作”；“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在这过程中，顾炎武的学术思想日臻成熟，到康熙六年(1667年)他在《与友人论学书》中提出了“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术纲领，强调学者必须先立其为人之本，做到“行己有耻”，且“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乃至于出入、往来、辞受、取予之间时刻挂怀天下，念念不忘为百姓做贡献，然后方可入“圣人之道”。
(12)、顾炎武自己对科举考试也是心不在焉，崇祯年间与同乡同学归庄一起，积极参加复社的活动，常跟四方之士打交道，荒废了科举学业，虽屡次参加乡试，却每试皆败。当时，在农民起义军和清兵双重打击下，明王朝已然摇摇欲坠。炎武常读邸报，对于国内政治和军事形势大体了然，他深为国家命运担忧，又自觉经世乏术，愧疚难当！27岁乡试再次落第，他毅然决然放弃了科举，义无反顾投身到为国分忧的实学兴邦的事业中。
(13)、顾炎武所受的良好家教，还有来自嗣祖的知识教诲。绍芾因其本人曾长期困于科举考试的经历，原本无意于让炎武走科举这条路，平时教授炎武的大多是无关科举应试的古代经典，包括《国语》《战国策》《史记》《资治通鉴》之类的史学名著，以及《孙子》《吴子》之类的兵法经典。他谆谆教导炎武：“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后来有一位常与其往来的老者向绍芾建议：“此儿颇慧，何不令习帖括，乃为是阔远者乎？”绍芾经不住别人如此善意劝说，才勉强让炎武学习科举文字，但并不指望炎武在科举仕途上有什么发展，所以在炎武十四岁考中秀才后，本该是其一门心思备考举人，绍芾却拿出自己手抄的邸报来给炎武阅读，欲使其知晓国政时事。
(14)、他认为“华阴控扼潼关和渭河的路口，即使足不出户，也能听到天下的事。一旦有警报，就能进山把守险要的地方，不过只有十里路那样的距离；如果有志于四方，那么一出潼关的关门，也有居高临下其势不可阻挡的便利”。因此在这里定居。
(15)、顾炎武一生勤于著述，被收录于《顾炎武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的各类著作共有34种(经部9种、史部17种、子部5种、集部3种)。在所有这些著作中，最能代表其“通儒之学”成就的有3种：《天下郡国利病书》《音学五书》和《日知录》。
(16)、·枢密使富弼在为范仲淹所作的《墓志铭》里写道：“恳恳不忘忧国，威断如神”。在《麦舟图》里写道：“千载令人长叹慕，当朝柱石称元勋”。
(17)、·张起岩称赞范仲淹：“有际天人之学，斯可以服天下之望；又扩宇之量，斯可以成天下之务；有坚金石之操，斯可以任天下之重；隆然晔然震耀于世道者，则范文正公其人也”。
(18)、对后者而言，科学精神以求知本身为至乐，而不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这一点，我在上面讲古希腊哲学的时候已经指出。研究工作若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则科学实在不能长足发展，能发展起来的，最多只是实用技术。
(19)、如何才能理解顾炎武？我认为需要把握两个关键词：一是开启实证学风；二是反对君主专制。让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20)、毛主席 | 王羲之 | 上官婉儿 | 寇准
3、对顾炎武的评价100字
(1)、·范文程赞曰：“公做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大通六经之旨，文章必本于仁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名士之才。致位将相，正色立朝，亟意尊主庇民，厉官过化，靡不绘像立祠。故有‘泰山北斗，景星风皇’之诏，‘第一流人物’之称。世济忠直，有功名教，同与天下之名山大川、前代圣帝明王并登祭典。”
(2)、与黄宗羲相比，顾炎武(公元1613年-1682年)更是豪杰。黄宗羲中年以后，见反清复明无望，就退出了实际政治活动，顾炎武则几乎终生都在参与反清运动。
(3)、·钱公辅称赞范仲淹：“公之忠义满朝廷，事业满边陲，共名满天下。”
(4)、不过，顾炎武与黄宗羲在对待民间舆论一事上态度迥异。上一讲我已讲过，黄宗羲极其重视民间舆论，顾炎武却主张废生员。他说：“国家之所以设生员者何哉？盖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养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猷共治者也，必选夫《五经》兼通者而役充之，又课之以《二十一史》与当世之务而后升之。……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判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今以书坊所刻之义谓之时文。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时文之出，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而不得遇。老成之士既以有用之岁月，销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夫然役寇贱奸宄得而乘之，敌国外侮得而胜之。苟以时文之功，用之于经史及当世之务，则必有聪明俊杰通达治体之士起于其间矣。故曰：废天下之生凡而用世之材出也。”又说：“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在顾炎武看来，明代之生员不仅无用，而且为国家社会之大害，这些害处主要表现在结d乱政、使民困乏、败坏人材。
(5)、说章太炎是可爱的狂士，从他征婚，结婚，给女儿取名字这些事情上也能看出来。
(6)、 可见，所谓“理学，经学也”之论断，字面上虽没有反对理学，但实际上具有否定理学的含义。批判陆王心学，绝不是为了恢复程朱理学，而是要大张经学之旗，恢复孔子经学的本来面目。他治音韵说，花三十余年时间，“所过山川亭邦，无日不能自随”，五易其稿，终成《音学五书》，就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说：“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四)所谓“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音学五书序》，绝非《四库全书总目》所讥之为“复古”，顾炎武一向反对模仿古人说话，“以今日之地为不古，而借古地名；以今日之官为不古，而借古官名；舍今日恒用之字，而借古字之通用者。皆文人所以自盖其俚浅也。”(《文人求古之病》，《录》卷十九)顾炎武这里的意思是通过“知音”而达到“通经”。他认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与人书四》，《亭林文集》卷四)但决不是为了恢复到汉代经学。清代惠派所谓“凡汉皆好”，“惟汉是尊”不能算是顾炎武经学思想的延续。顾氏恢复的是“五经三代之书”。他借孔子的话，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种思想：“‘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今之《广韵》，固宋时人所谓菟园之册，家传而户习者也。自刘渊韵行，而此书几于不存。今使学者睹是书，而曰：自齐、梁以来，周颙、沈约诸人相传之韵固如是也，则欲韵不攻而自绌。所谓‘一变而至鲁’也。又从是而进之五经三代之书，而知秦汉以下至于齐梁历代迁流之失，而三百五篇之诗，可弦而歌之矣。所谓‘一变而至道’也。”(《答李子德书》，《亭林文集》卷四)他的《音学五书》，希望“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就是欲达到“一变而至道”的目的。
(7)、 朱熹认为忠恕和“一贯”并不是一回事，“忠恕”不能代表“一贯”。他认为孔子所说的“一贯”，就是“一本”、“一理”，他说“圣人之心，浑然一理……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晓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论语集注》卷二)照这样解释，孔子所讲的“一贯”，就是应酬万事，使之各得其所的“理”，这个“理”与使万物存在繁衍生长的“道”是一样的。“忠恕”不过是曾子为了使之便于理解而做的比喻罢了。
(8)、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江苏昆山人，尊称为亭林先生，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曾参加抗清斗争，后来致力于学术研究。
(9)、·苏舜欣赞范仲淹：“舜欣尝静思：阁下功业未及天下，而天下之人爱而美之，非人至尽受惠也。由阁下蕴至诚，以康济斯民为己任，故诚之感人。如四时之气，鼓动万物，远近无不被也”。
(10)、·张临追思范仲淹：“先生以刚大毅决之资，拔出众人之中，进退超迈；委靡之世为变，尊王黜霸，明义去利，凛然有洙泗之风”。
(11)、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李自成攻进北京。此后，江南先后出现了多个南明政权，顾炎武曾效命于其中两个政权–弘光和隆武，先被弘光聘为兵部司务，后又被隆武聘为兵部职方司主事。隆武政权覆灭后，顾炎武又写密信给郑成功，试图跟海上抗清武装力量建立联系，未获成功，又尝试从海道投奔南明的另一个小朝廷–鲁王政权，也没有成功。此后，不再看到顾炎武有明显从事抗清活动的迹象。他开始过起遗民生活。
(12)、与朝廷改科举政令衔接会通的，1880年代开始，各地书院、学堂的课题已经日益明显地向时务策论倾斜。涉及亭林及其经世学问的试题便不少。比如，1881年宁波辩志文会课题，舆地类：“读顾亭林郡县论书后”；1889年辩志文会课题，舆地类：“读读史方舆纪要书后，读天下郡国利病书书后。间经济六科：一曰内政，以考求方舆险要、郡国利病、民情风俗者隶之，凡有志应此科者，平日宜若何肄习，斯成有用之才，盍各抒所见”。1889年上海求志书院课题，掌故类：“问黄氏明夷待访录与顾氏日知录论治孰优”；1891年求志书院课题，掌故类：“拟顾亭林郡县论”；1901年求志书院夏季课题，掌故类：“顾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书后”，秋季课题，掌故兼时务类：“孙夏峰、顾亭林、黄梨洲、李二曲四先生论赞”。1900年湖北黄岡文童调覆题：“论国初四君子，论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胡石庄”；汉阳凤山书院策题：“顾亭林谓治乱之关在人心风俗，而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不可阙，试即教化纲纪详言之”。1901年，江西学政吴士鉴在署甄别经训书院肄业生，出题：“拟顾亭林郡县论”。1901年江西萍乡县令顾家相课试书院，以经策命题，时务兼西政类：“顾亭林黄梨洲皆主变法论”。1901山东巡抚袁世凯试办济南大学堂，学堂章程中开列书目即有《日知录集释》和《天下郡国利病书》。
(13)、·毛泽东《讲堂录》：“中国历史上不乏建功立业的人，也不乏以思想品德影响后世的人。前者如诸葛亮、范仲淹；后者如孔孟等人。但二者兼有，即办事兼传教之人，历史上只有两位，即宋代的范仲淹和清代的曾国藩。”
(14)、思想缘时势逶迤，因此，在晚清中国“世变之亟”的当口，相较于黄梨洲、王船山，与经世相关更密的顾亭林是被引申较多的一位。晚清的顾炎武评述中，举曾国藩、梁启超二人为例。曾国藩说：“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褎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亦讲其“博大精微，体用兼赅”。而梁启超在1902年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言清学之祖，必推亭林。诸先生之学统，不数十稔而俱绝，惟亭林岿然独存也。”他在后来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亭林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我以为现代青年，很应该用点功夫，多参阅些资料，以看出他的全人格”。
(15)、本平台范氏文化平台，欢迎各位宗亲加入，感谢大家支持，有范氏文化相关资料请联系、投稿。
(16)、以上是讲顾炎武的知识论，下面讲他的道德论。
(17)、需要指出的是，在明末清初，抨击君主专制的不仅是黄宗羲、顾炎武二人，而是时代思潮。其中有创见者，尚有唐甄可论。唐氏说：“治天下者惟君，乱天下者惟君，治乱非他人所能为也，君也。小人乱天下，用小人者谁也？女子寺人乱天下，宠女子寺人者谁也？奸雄盗贼乱天下，致奸雄盗贼之乱者，谁也？”进而言之，此非君主个人之失，而在君主专制制度的大弊。“天之生贤也实难，博征都邑世族贵家，其子孙鲜有贤者。何况帝室富贵，生习骄恣，岂能成贤？是故一代之中十数世，有二三贤君，不为不多矣。其余非暴即暗，非暗即辟，非辟即懦。此亦生人之常，不足为异。惟是懦君蓄乱，辟君生乱，暗君召乱，暴君激乱。君罔救矣，其如斯民何哉！”君主专制的根本问题不仅在于从自然规律的角度看贤君难得，还在于既为专制，“为上易骄，为下易谀。君日益尊，臣日益卑”。按如此逻辑发展下去，则君主不可能了解天下之实情，而终成瞎子、聋子、傻子、独夫。这种人主政，焉有长盛不衰之理？专制且世袭，既违天理，又悖人情，王朝周期律，又岂能在专制政体不变的前提下打破？
(18)、主讲人：林存阳(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研究员)
(19)、·黄宗羲赞曰：“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先生倡之。”
(20)、顾炎武认为，学术应该要对现实社会有指导意义。他提出“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他认为，从宋明理学产生以来，士人们就醉心于训诂之学，不会被社会产生任何意义。顾炎武继承和发扬了先秦儒学的优良传统，将“经世致用”作为学术活动的指导思想，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4、顾炎武有怎样的品质
(1)、印刷革命使得从前那些不便流传、少量流传的书籍开始大量出现在市场。早期，石印业的主要业务就是课艺书，印刷诸如《康熙字典》《策学备纂》等士子应试书籍，由于印刷便捷，并且能印刷袖珍本，携带方便，一时需求量大增，而石印书局也因此获利甚丰，并愈发引起聚合效应，光绪年间，上海的石印书局超过八十家。
(2)、1936年6月14日，彻底衰老的狂士，饭后绕住宅散步，猝然倒地，没有留下什么遗言，走得很干脆，很安静。
(3)、赫赫有名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就是从这本书中出来。
(4)、·张寿镛赞：“道学之气节，则文正公为之魁”。
(5)、黄兴听了直皱眉头，书生之见不能听，但也不能赶走，最后只好叫狂士做顾问。
(6)、主讲人：周文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7)、晚年，有人问章太炎，先生的学问是经学第还是史学第一？
(8)、母亲死前给留下遗训：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
(9)、顾炎武自小受到良好的家教，首先是嗣母的道德教诲。归结起来有三点：第王氏信守婚约，未婚归顾，她以这种身教方式，教导炎武做人当守“信”。第王氏孝敬公婆，数十年如一日，让炎武懂得了为人当尽“孝”。第清顺治元年(1644年)，王氏听闻昆山、常熟相继陷于清军，毅然绝食自尽，临终遗命炎武：“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王氏绝命之言行，使炎武牢记为人当尽“忠”。
(10)、·司马光赞扬范仲淹：“天生隽贤，为国之纪。谠言直节，奋不顾己”。
(11)、每天他在院子里高谈阔论，狂饮乱骂。喝酒吃花生米时，每次都要叫：“杀了袁皇帝的头！”或者写张“袁贼”的字条，一边烧一边骂：袁贼烧死了！
(12)、同盟会成立后，章太炎担任《民报》主编，有一次孙中山自作主张拿走了大量经费，章太炎知道后很愤慨，一把就将孙中山的照片从墙上撕了下来。
(13)、·南宋朱熹高颂范仲淹“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自作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范文正方厉廉耻，振作士气，曰如寇莱公也”，“此宋朝忠义之风却是自范文正公作成起来也”，“范文正公作《严子陵祠堂记》云：先生之志，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
(14)、课艺书之外，戊戌以降的科举改革又使得各类西政时务、经济史论类的图书成为石印书坊的营业重心。其中，顾炎武著作在晚清上海新式印刷业中成为利薮，亦与废八股、改策论的制度变革有莫大关系。
(15)、·朱维焕赞曰：“范文正共庆历新政之失败，失败在国家公利与士大夫私利之冲突。广大士大夫之私心惰性，汇成一股暗潮明浪，冲溃一切，亦淹没一切。..事虽未成，而其志操却足以为时代风范。”
(16)、海瑞不仅自己清廉，甚至也要求别人清廉。据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写到，当时左副都御史鄢懋卿作为钦差大臣去征收食盐买卖，所到之处的地方官，大多会让鄢懋卿狠狠捞一笔。
(17)、 顾炎武倡导经学，不是为经学而经学，其目的是“通经致用”。他讲求六经，与思考“当世之务”紧密相连。“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文须有益于天下》，《录》卷十九)“国家之所以取生员而考之以经义、论、策、表、制者，欲其明六经之旨，通当世之务也”。“必选夫五经兼通者而后充之，又课之以二十一史与当世之务而后升之”。“通经知古今，可为天子用者。”(《生员论中》，《亭林文集》卷一)也就是说，经学的归宿是实学。对六经的研究，是他实学中的一部分。
(18)、至光宣，士人谈亭林，亦未脱古为今用、“参酌吾国旧有之制度”；但由于西方政体、制体论说大量引进，有些援引走得更远，衍为一种中西杂糅的形态。尤以亭林“寓封建于郡县”的讨论对晚清地方自治思潮的影响为典型。诸如，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关于“公黜陟”、“免回避”、“许自陈”、“复乡职”等篇内论说的，便是竭力将寓封建于郡县混合进新的地方自治方案中。康有为则更直陈地方自治“即古者之封建也”。而在黄遵宪、袁昶、戴鸿慈、端方等人有关自治与立宪的论说中，都能很清楚看到顾炎武的影响，甚而直接以泰西之地方议院比附“大儒顾炎武谓行封建之意于郡县之内”，“则外侮不能乘虚而入”。1906年《政艺通报》上《顾亭林日知录之地方自治说》一文：“今采录其议论政事各条之关于地方自治者，排比而释之，或参以己见，意在发明而止。近日寰宇竞侈言立宪，而立宪之根本，在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又不能纯取欧美之制移之吾国，遂可谓之推行而尽善也。参酌吾国旧有之制度，古先之成说，而能致谨于历史、地理、风俗、民性之间，然后可措之有利而无弊，则此篇之为，未可以其陈迹而尽弃之也。”古先之成说，是推行制度革新有效、有益的思想资源。经世之学到了晚清，洐化为“古为今用”，甚至“古已有之”、“西学中源”说。而邓实在《明末四先生学说》文中说：“亭林先生当晚季，目睹不学之患，故首以读书哭告天下，力矫明儒之空疏无用，而以经世实用为宗，遂以开有清一代实事求是之学。”亭林等人关于治道的种种论说，便因此与晚清中国的经世时风、改良政潮成功接榫。
(19)、·边陲歌谣：“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20)、 许多人都说顾炎武学宗程朱，如章学诚：“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文史通义·浙东学术》)；全祖望：“故其本朱子之说，参之以慈溪东发日抄，所以归咎于上蔡、横浦、象山者甚峻于同时诸公”(《亭林先生神道表》)；江藩：“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故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汉学师承记》)；梁启超：“其学虽本于程、朱，而于末流之节，亦时加评■，盖于程朱之学，有所修正，祛其空谈性命之说，而参以深宁东发之旨，为考正名物之学，以归之于有用者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5、顾炎武抨击了什么
(1)、周至李颙(二曲)年幼家境贫寒，因交不起学费，老师不愿教他。但二曲勤奋好学，坚持自学，早起晚睡，潜心苦读从不懈怠。由于广涉博览，28岁前他就熟读了《易经》《春秋三传》《十三经注疏》《性理大全》《朱子全书》《资治通鉴》《二十一史》等，成为关中第一流学者。他的才学，深得顾炎武的佩服和称赞，顾炎武说，“艰苦力学，无师自成，吾不如李中孚。”作为清代著名经学家，李二曲不仅到处讲经论道，而且性情耿直不阿，坚决不接受清政府赐予的官爵。据传，他曾经被人强行挟到北京午门外朝金銮殿叩头谢恩，可回到家乡之后，他又隐逸起来。不久又被康熙皇帝以博学鸿儒征召。他依然坚决不去，并反锁家门，久唤不应。一天，陕西一位大员亲自登门催他进京，李二曲坚定表示，“誓死不做清官”，并绝食多日，以示抗议。地方官仍不罢休，李二曲便叫人抬出棺材，他自己拿了一把菜刀，躺进棺材，准备拔刀自刎。无奈，官方只好罢休。
(2)、嘉靖皇帝在读完这个奏疏之后，气的直跺脚，他把奏折往地上一摔，嘴里叫喊着：抓住这个人，别让他跑了。旁边的小太监只能让皇上息怒，并且对皇上说，他海瑞本身就是这样的人，甚至已经有了痴名，他自知自己难逃一死，他已经和自己的家人诀别了，而且仆人也全部都遣散,甚至他在上奏之前都已经买好棺材了。
(3)、上面几段话不仅批评了宋明儒学沉湎于玄理的弊端，认为儒学本来是经世致用(“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学，而且开出了矫治病症的药方，那就是“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前者属于知识论，后者属于道德论。
(4)、·王鼎赞曰：“观其书而究其心，诵其文而论其事，千载之下流风犹袭人襟怀。”
(5)、随着西方的糖衣炮弹和一些异国的阴柔文化传入了中国，无论男女都喜欢上了自己有好看白净的外貌，严重改变了国民的审美观，从而改变大家对传统审美以及一些认同感产生了怀疑，也就产生一些文化的不自信，但是我们作为几千年的文化大国，有什么道理文化不自信。
(6)、·申屠驹赞扬范仲淹：“惟公有出将入相之才，则见诸事业；有致君泽民制止，则见乎文章；捍海涛而筑巨堰，恤宗族而为义庄”。
(7)、不过，我既然讲的是思想史，重点当然应该落在顾炎武作为“经师”的一面。对此，梁启超的概括也非常到位，他说：“清儒的学问，若在学术史上还有相当价值，那么，经学就是他们惟一的生命。……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确实，要论及顾炎武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正应该从他是清代经学的“开山之祖”这一角度着眼。周所周知，一个人，要能做到开一代学风，是相当不容易的。
(8)、内容简介：顾炎武的史学贡献和学术影响举世公认。他的重要史学著作有《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山东肇域记》《求古录》《金石文字记》等。其史学特色是强调史学的经世功能，提出“引古筹今”“鉴往训今”的史学价值论。其史学思想突出地表现为对历史盛衰的思考，主张应顺势进行社会变革。
(9)、1898年8月《申报》上有题为《论改试策论后士人家塾诵习课程》的论说：“今之势固急经济而缓词章也”，所以，除传统必读之书，古近名人论经济的文章亦不可不读；而《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之类有关中国与世界的时务书，更应“次第阅识”，在家塾中或令初学者取报章分别句读，“以清纹理”。经济文章应当成为圣贤文章之外的必读书目。《申报》时务书广告中有言：“自科场改制之诏下，坊肆所出近人策论几于充栋汗牛。”《日知录》《明夷待访录》《通鉴》等史论书籍也因为改试策论而畅销起来。1901年《申报》上《劝诫学生文》：“今之所谓学者，时文而己，诗赋而已，小楷而已，训诂而已。问有能以历代政术为学者乎？无有也。问有能以本朝掌故以为学者乎？无有也。问有能以天下郡国利病为学者乎？亦无有也。”是以人才不兴、国势不振。作者于是呼吁广设学堂，习有用之学。《得气之先》一文，论及八股取士时代，国家崇尚时艺，士子沉埋八股，无复有宏通淹雅之才者，“方今朝廷锐意求新，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首重经世有用之学”。
(10)、·王夫之赞曰：“以天下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则忧之亟。古人之贞邪、法之疏密、穷箪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风俗之醇薄，一系于其心。”
(11)、他在山东的长白山下开垦农田，在山西的雁门北面放牧，积累了千两白银。顾炎武走遍了边关要塞，四次到明孝陵拜谒，六次拜谒明思陵，才在陕西的华阴住下来。
(12)、20世纪三十年代，章太炎主要在长江三角洲一带活动，除了诵读佛经，他还不忘给蒋介石带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13)、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清初对宋明理学的批评，以顾炎武为最重要的代表，他的攻击也最有力。他尤其讨厌人们空谈心性，转而提倡学习与实践并重。在《与友人论学书》中，他说：
(14)、顾炎武的经学批评，针砭宋明陆王心学之弊，对扭转清代经学的发展方向，具有深远的影响，其价值不容忽视。
(15)、 顾炎武的“理学，经学也”，意在纠正空疏之学的流弊，使理学回到经学的轨道上。他树立经学，提高经的地位，而抑制理学，说舍经学而言理学就导致禅学。这一论断对“理学”的打击是沉重的。因为它是在理学盛行，特别是陆王心学控制整个社会风气的情况下被提出的，所以具有解放思想的作用，梁启超对此评价说：“有清一代学术，确在此旗帜下而获得一新生命。昔有非笑六朝经师者，谓‘宁说周、孔误；不言郑、服非’，宋元明以来之谈理学者亦然，宁得罪孔孟，不敢议周、程、邵、朱、陆、王，有议之者，几如在专制君主治下犯大不敬律也。而所谓理学家者，盖俨然成一最尊贵之学阀而妇视群学。自炎武此说出，而此学阀之神圣，忽为革命军所粉碎，此实五百年来思想界一大解放也。”(《清代学术概论》)然而，“矫枉”未免“过正”，“理学，经学也”的命题虽然没有否定理学，却抹去了理学的独立性。事实上，理学不应等同于经学，它是经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比原始的经学更为理论化，它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吸收了道家和佛家的一些思想，使儒家思想体系进行了一次自我更新、自我完善。梁启超对此又有另一方面的评论：“‘经学即理学’一语，则炎武所创学派之新旗帜也。其正当与否，且勿深论一以吾侪今日眼光观之，此语有两病。其以经学代理学，是推翻一偶象而别供一偶象。其理学即哲学也，实应离经学而为一独立学科。”(同上)
(16)、由山东省委宣传部与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山东省图书馆尼山书院承办的顾炎武公开课日前在山东省图书馆大明湖分馆开讲。这个系列课程为面向社会群众和广大d员干部的公益性优秀传统文化普及课程，苏州大学哲学系作为教学单位。
(17)、顾炎武作为清初的明遗民，不像一般遗民人物那样独善其身地自绝于当朝，拒绝同当朝官员的往来联系，而是坚持既“耿介”又“知权”的处世哲学，由此形成了其独特的遗民人格：不臣二姓，不跟清朝合作，是为“耿介”；不公开对抗清朝，为成就自己的学问事业，有选择地结交一些仕清学者，是为“知权”。
(18)、顾炎武说：“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19)、内容简介：《日知录》是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作之也是中国传统笔记札记体著作的典范。本讲讲授：《日知录》的撰写与成书；《日知录》的内容与特点；《日知录》对清代政治、学术与文化诸方面的示范效应与积极作用。
(20)、·胡继堂赞曰：“范文正公为有宋理学名臣，功业文章载在史册，彪炳人间，故与日月争辉。”
(1)、章太炎家传医道，著有《霍乱论》、《猝病新论》，所以说他的回答是玩世不恭的大实话。
(2)、 这些论点都颇有见地，正确地指出了顾炎武的学术倾向，特别是梁启超的评论，对顾炎武的学术旨趣讲得较为准确。但这些观点也有不足之处，即没有指出顾炎武与程朱理学的分歧。对于相同之处，也没有解释其相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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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许珏赞曰：“伟哉文正公，志量世所无。伏处怀庙堂，宦达忧江湖。立朝三十年，寒素如其初。禄入瞻同族，身外无盈余。愿言式高风，永为学士模。”
(5)、这种家风培养出顾炎武对民族、对国家的忠贞情怀。
(6)、·毕瑜称赞范仲淹：“千百世之下，闻公之风，诚足以廉顽而敦薄”。
(7)、·李祁称范公：“公以正大之学卓冠群贤，以忠义之气振厉天下”。
(8)、义和团运动时，章太炎力主驱逐满蒙，并且割辫明志。那一阶段，他在东京常常穿着长袍，外面罩着一件和服，左袖上绣着“大汉”两字，头发披散着有五寸多长，左右分开梳着。
(9)、·钦宗皇帝于靖康元年(1126年)二月，诏褒赠近世名臣时赠范文正公特追封魏国公。
(10)、顾炎武认为，认识外界事物原理的知识具有独立的价值，而这些知识的获得需要通过实证考求。孟子说，能求放心，然后可以学问。宋明理学家认为，只要内心澄明，万理自然毕照，而他们所谓的万理，与物理并无多大关系。如王阳明，甚至明确认为这事太简单，不是圣人应该关心的。顾炎武却用下棋来打比方说，“然但知求放心，而未尝穷中窍之方，悉雁行之势，亦必不能从事与弈。”意思是，人即便能做到内心澄明，也不能自然就懂得应该如何把棋下好。这个道理，在今天看来非常普通，但在清初以前，儒家根本忽略了这个道理，所以顾炎武在当时扮演的，如同《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的角色。因为明末读书人袖手谈心性，于经国济民一事上毫无建树，顾炎武这些话就如同挑破了脓包，很快就赢得了知识界的广泛认同。
(11)、·武攀龙赞曰：“公之忠义在朝廷，勋猷在竹帛，世济厥美在累朝，而祀事孔明在万祀也。”
(12)、就这样，海瑞不仅保住了一条性命，他还有一个好名声。自此之后，很多的官僚们也是很尊敬他，但是没有任何人把他当做一个榜样去学习、效仿。因为像海瑞这样的清官，始终不是官员中的主流。
(13)、下面我们来看顾炎武思想的第二个方面，也即他的政治思想。在这方面，他的指向与黄宗羲一样，也是反对君主专制。
(14)、到陕后，顾炎武先后考察了关中的山川形胜、水利物产、赋税、兵防和民情。最先接触的就是富平县的李因笃。李因笃，富平人，比顾炎武小16岁，是明朝秀才，精通经史，是清初关中的一大名儒。因受忠孝思想的熏陶，李因笃对清政府的腐败极为不满，绝意仕途，于是被山西代州陈上年知府聘为塾师。李因笃潜心遍读张载等通儒大家的著作，不仅对经学造诣很深，而且极力主张“经世致用”，反对空谈，还精通音韵诗学，勤于实践。李因笃结交了许多学界名流和文坛大家。与顾炎武见面后，二人可谓志同道合、惺惺相惜。因能与这位大儒、抗清斗士、词坛老前辈结交，李因笃欣喜不已，曾赋诗曰：“独树三吴帜，旁窥两汉涛。经邦筹利病,好古博风雅。”情投意合的二人，一起携手游览了关中古城潼关、华山天险；又经过骊山来到长安；去乾陵游览了武则天陵墓；在雁门关和五台山一带，二人应募垦荒，为抗清复明积累资金……这一系列的活动，大大加深了彼此的情谊。在以后的20年间，二人诗文唱和、互访一直没有中断。康熙七年，因受黄培诗案的影响，顾炎武在济南入狱七个月。其间，李因笃等社会名流竭力为其伸冤、探视、送饭，并且为了保释顾炎武，而积极打通上下关节。对此，顾炎武深受感动，曾赋诗致谢：“急难良朋节，扶危烈士情。平居高独行，此去为同盟。抚剑来燕市，扬鞭走易京。此埃随马涨,黑水系船横。 救宋裳初裹,囚梁狱未成。盈庭多首鼠,中路复怔营……”这年深秋，被囚禁7个月的顾炎武终于获救出狱。
(15)、王氏自小受到严格的家教和礼义约束，进入顾家后，对待公婆异常孝顺。抱炎武为嗣子后，教子有方，其“未嫁守节，孝顺公婆，立后训子”的事迹，广为乡人传颂。崇祯九年(1636年)，被御赐“贞孝”牌坊，其事迹被载入《明史·列女传》。
(16)、章太炎，原名学乖，又名炳麟，1869年1月12日出生在浙江余杭，祖父章鉴、外祖父朱有虔都是江南遗老，父亲章濬是造诣很深的古文经学家，家中有世代传承的医学和藏书楼，在这样的家族长大，章太炎自幼痴迷于书，而且很早就有华夷之辩的反清意识，因为追慕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绛(顾炎武)，后来改名章绛，号太炎。
(17)、·清代康熙御笔亲赐“济世良相”，还“御笔钦赐：上天不负读书曹，大家立志在勤劳。人能发愤精勤究，丘陵培土泰山高。…范氏一脉振家声，史鉴流芳把笔评。自愧学疏已少达，遍地才浅更无成。世袭衣冠竞阀阅，代衍俎豆庆簪缨。读书不改古人志，归来莫忘拜祖庭”。
(18)、总之，顾炎武在知识论上有很大突破，但确实算不上是道德哲学家，这又与他过度强调经世致用高度相关。
(19)、甲午战败，在章太炎那里，就是那一把燃出他激情与愤怒的火，此一阶段，他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并且开始为革命活动到处跑。
(20)、·秦桧赞扬范仲淹：“高贤貌已远，凛凛生气存。韩范不时有，此心谁与论”。
(1)、23岁时，章太炎遵从父亲遗命，入杭州诂经精舍，师从俞樾，苦读七年。这七年，章太炎嗜书如命，见到秘籍孤本，必一睹为快，借诵传抄，大师的底子大概就是这样打下的。
(2)、那么如何防止县令过度集权呢？顾炎武的办法是再设县内分权之制，分权的办法为“以县治乡，以乡治保，以保治甲”，“小官多则其世盛，大官多则其世衰”，“人聚于乡则治，聚于城则乱”。
(3)、·习近平赞扬范仲淹：2004年1月5日，《心无百姓莫为“官”》文中说，古往今来，许多有作为的“官”都以关心百姓疾苦为己任。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于谦的“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深林”，都充分说明心无百姓莫为“官”。
(4)、往返数千里，不辞跋涉之苦。又在漂泊各地途中，两次到北京昌平县长陵哭吊明成祖朱棣，六次到明思陵哭吊明代末帝朱由检。
(5)、 《日知录》一至七卷都是讲的经义，十四至十五卷论礼制，与经的关系也比较密切。此外，他著有《五经同异》三卷(有些内容在《日知录》中被采用)。顾炎武为什么用了这么多的篇幅来研究经义？这与他的历史盛衰思想有关。他认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整顿人心风俗，教化纪纲不能阙。也就是说整顿人心风俗要有依据，要有标准，这个标准，不是别的，就是孔子的六经。他对百余年来，孔子儒学遭到歪曲以致流于禅学痛心疾首，他把心学与清谈并提，认为其罪“深于桀、纣”。在这种情况下，拨乱反正自然是当务之急。顾炎武用大量的篇幅研究经旨，就是欲通自己的著述，来扭转这种世风的实际行动。潘耒评价《日知录》说：“至于叹礼教之衰迟，风俗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此可谓抓住了其师的经世要领。
(6)、·吴伯雄赞扬范仲淹：09年6月2日胡锦涛主席接见中国国民d主席吴伯雄，吴伯雄在南京大学讲话中说：“文化是聚集两岸感情的不可磨灭的力量，两岸对发展中华文化具有共同的责任”。他赞扬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动情地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动人的传统。知识分子应该站在历史浪潮的尖端，为两岸文化价值的整合与创新作出努力和贡献。”
(7)、后来，章太炎在学界跟人起争论，有人就说“梁鼎芬来打你屁股了”，章太炎听了，立马微笑不语。
(8)、不过，作为“通儒之学”，顾氏做学问并非像清代朴学家那样局限于书斋，仅做博览群书式考证，而是主动走出书斋，直面大千世界，进行类似田野调查的实地考察，广泛求证于学友。这是顾氏儒学区别于清代朴学的一个独特之处。潘耒在《日知录序》中提道：“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全祖望《顾亭林先生神道表》说：“凡先生之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
(9)、顾炎武设想的县令，其实质就是封建诸侯。诸侯世袭，而县令可世及。如此设计，原因是，“夫使县令得私其百里之地，则县之人民皆其子姓，县之土地皆其田畴，县之城郭皆其藩垣，县之仓廪皆其囷窌。为子姓则必爱之而勿伤，为田畴则必治之而无弃，为藩垣囷窌则必缮之而勿损。”县令与县民关系就像父母与子女，则民富国安，遇外敌则拼死自卫。“于是有效死勿去之守，于是有合纵缔交之拒。”又因县域最大不过百里，也不足以称兵作乱。况且邻有别县，上有太守，县令也没什么作乱空间。
(10)、(3)“文须有益于天下”的实用原则–《日知录》第十九卷专列《文须有益于天下》一条来论述之。而顾炎武自称“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又称“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可见，《日知录》是欲为“王者”(顾炎武所期待出现并坚信必将出现的未来华夏王)治国平天下提供思想参考的实用之作。
(11)、《日知录》抄录文献占了十分之七作者自己的话不过占十分之二三。就此而论，说它是一部“札记”，似乎并不为过。但是深入地看，作者并非随意或机械地抄录别人的话，而是经过了一番“采铜于山”的精心筛选和提炼才录入其书，这些看似“不过储著作之资料”的“札记”，其实是作者“早夜诵读，反复寻究”得来的“采山之铜”。他之所以花这么大功夫，“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乃是为了在茫茫书海中挑选出切合于己意的别人的话，以便确切地借用他人之言来表达其本人的思想和见解。他之所以要采取这种独特的表述方式，主要是因其看到明末王学泛滥而流于禅释，乃至于“语德性而遗问学”，所以他要特别提倡“道问学”，并亲自以其《日知录》作出表率：其书大量地引用他人之言，恰在于显示其学问之广博，表明其“尊德性”而不离乎“道问学”；而其书不取章句体例，而是萃集他人之言来阐明一个一个貌似互相孤立而实则有内在关联的“含有意义”的问题，且往往在引用别人的话之后附以作者自己的评论以起画龙点睛之作用，抑或先亮出作者自己的观点而后引证他人之言，则在于显示其有“观其会通”的本领而绝非一般“章句之士”所可比。由是观之，《日知录》实是作者为倡导“尊德性”与“道问学”之统一而出示的典范之作。
(12)、章太炎跟孙中山认识，是梁启超介绍的，他觉得在政治主张上两人是志同道合的，见面就跟孙中山带来的十几人喝酒，喝了七十杯不醉，众人皆说他是第一等风流人物。
(13)、除了县政自治，顾炎武又主张通过强宗大族及臣下“封驳”君主谕旨两种制度限制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顾炎武认为强宗大族可以“扶人纪而张国势”，“是以唐之天子贵士族而厚门荫，盖知封建之不可复而寓其意于士大夫，以自卫于一旦仓皇之际，固非后之人主所能知也”。此意与西欧封建时代君主与贵族相互制衡、共治天下的意思相仿。另外，中国自春秋到明代，皆有“封驳”传统。所谓“封驳”，就是宰相、大臣见皇帝诏书荒诞，可以把诏书封还给皇帝而拒不执行。以此修正皇帝之专制昏暴。
(14)、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圣人之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故曰：“下学而上达。”颜子之几乎圣也，犹曰：“博我以文。”其告哀公也，明善之功，先以之博学。自曾子而下，笃实无若子夏，而其言仁也，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今之君子则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人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亦谆谆矣，乃至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之所问，与孟子之所答者，常在乎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以伊尹之元圣，尧舜其君其民之盛德大功，而其本乃在乎千驷一介之不视不取。伯夷、伊尹之不同于孔子也，而其同者则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所罕言也。谓忠与清之未至于仁，而不知不忠与清而可以言仁者未之有也，谓不忮不求之不足以尽道，而不知终身于忮且求而可以言道者未之有也。我弗敢知也。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15)、很显然，顾炎武“博学于文”的目的，正在于经世致用。所以，他又说：“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16)、顾炎武出身名门望族，高祖、曾祖、祖父都被载入《明史·列传》。顾炎武刚出生，就被绍芾抱去，做了他的嗣孙。绍芾是炎武亲祖父绍芳之弟，曾参加科举考试，院试成绩差，靠捐纳进了国子监，后来以贡生身份多次参加乡试，但直到50岁也没能中举，最终摒弃科举。他有个独生子同吉，18岁订婚，未到结婚，因病离世。按当时习俗，同吉未婚妻王氏本可另嫁他人，但王氏却认为，既然跟顾家订了婚约，就理应守约，不能毁约，于是不顾父母反对，毅然归顾家守贞。就这样，王氏成了炎武的嗣母。
(17)、在客居山东时，顾炎武也常出入于北京，这主要是因为康熙年间他有三个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徐彦和)先后进京做了高官。尽管甥舅关系比较密切，但顾炎武在政治上始终不肯与清朝当局合作。清廷曾屡次尝试聘请他参加由官方主持的《明史》编纂工作，都被他断然拒绝。后来他干脆远离京城，到陕西华山之麓隐居起来。
(18)、顾炎武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故考据是顾氏经学研究的基本方法。顾氏的经学考据，是从音韵训诂入手，旨在准确把握经文字义，进而合理阐发经义。他认为，训诂是经学的基础，而“汉人犹近古”，故汉学训诂最可信赖。他特别看重东汉古文经学家许慎的《说文解字》，认为“论字者必本于《说文》”。但许慎对字义的训释，主要是从字形方向去进行“形训”；顾炎武则认为“考文自知音始”，故其经文字义考证是侧重于从字音方向来进行“音训”，并且是围绕《诗经》来开展“音训”，其成就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
(19)、作为儒家的忠实信徒，顾炎武是以弘扬儒家“仁道”为职志。关于“仁”，孔子有“仁者爱人”之说，《中庸》则有“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之说。顾炎武则兼取其说，将孔子“仁爱”说发展为“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行己有耻”说，而将《中庸》“亲亲为大”说发展为“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的“人必有私”说，使“仁爱”和“私情”得以联系起来，在这种联系中，“私情”被理解为“仁爱”的必然体现，这是顾炎武对儒家“仁学”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其意义在于从儒学理论上达成了“仁”“私”统一。
(20)、内容简介：身处明清更迭的大动荡时代，顾炎武面对世变、学术之忧，毅然致力于“明道救世”的理想事业。经过对纷纭社会的深入考察和深度思索，他开辟了一条“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治学新门径，并尝试付诸实践。本讲将围绕礼义与廉耻、礼之功用、礼与法、《仪礼》学复兴等问题，来展示顾炎武的礼学旨趣、成就和时代意义。
(1)、出狱后，有人问他，这是牢房要你做的苦工吗？
(2)、后来，嘉靖皇帝与世长辞了，而海瑞也从狱中放了出来。由此，海瑞的名声大噪，从此海瑞也通过这件事，自己忠心谏言的名声也被家喻户晓。
(3)、与孙中山渐行渐远后，章太炎没闲着，调头又开始专心论学，写出了诸如《文始》、《新方言》、《国故论衡》等大著，影响十分深远。
(4)、当顾炎武慕名前来探访时，他却亲自开门迎接，两人相见甚欢，如遇故交，侃侃而谈。两人都是“处士”，其学术事业并非借助权力所为，也没有任何炒作张扬，却名声大震。并且二人有相同的志向和目标——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于是，李二曲成为顾炎武在关中最好的朋友。两人交谊虽然颇深，但顾炎武却是一个严于律己、坚定信念的人。一天，李二曲想请顾炎武为其母写一篇纪念传记文章，慎思之后，顾炎武却婉言拒绝了。他说：我虽博学于文，并非以卖文为生。“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他还说，“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二曲听后理解其难，感到大儒之间，以儒家教义为托词，似难辩驳，只好作罢。但他们的关系并未因此而受到丝毫影响，之后依然交往如常。
(5)、·钱大昕赞曰：“义田遗泽尚如新，古貌依稀佛地人。”
(6)、·胡锦涛提出：2012年胡锦涛在两院院士讲话中说：“继承中华民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传统美德……”
(7)、章太炎读书，不是儒生，而是狂士，有一把火，他是迟早要激烈燃烧，绽开的。
(8)、他曾经和友人谈论学问：读书人如果不首先说是非荣辱，就是没有根基的人；不是好古多闻，就是空洞的学问。没有根基的人去讲空洞的学问，我看他每天声称从事圣人的事业，而离开圣人的言行更远了。”
(9)、·李维祯赞曰：“张南轩称范公本朝第一人，起表率‘中庸’，实开濂、洛、关、闽诸儒之先；文学故事，卓然不群。”
(10)、综上所述，顾炎武欲以地方与中央分权，目的是通过县级自治给人民以自由。美国的政治制度是联邦自治，自由建基于自治之上，顾炎武此意与美国立国精神大致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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